1900年9月25日至1918年6月，孫中山總共三次來到臺灣台北。1925年1月1日，發燒腹痛飲食困難，送至北京協和醫院301病房住院，進行剖腹手術與放射治療。1925年2月18日，肝癌末期自動出院接受中醫治療。1925年3月12日上午，因為原發性膽囊癌合併轉移肝臟，病逝北京鐵獅子胡同五號行轅西院二進院。
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本名孫文，幼名帝象，譜名德明，字載之，號日新，又號逸仙，廣東省廣州府香山縣翠亨村（廣東中山）人，中國政治家、醫師、革命家、中華民族主義者。
孫中山流亡日本時，曾化名「中山樵」，後世慣稱「孫中山」。
孫中山是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創始人、總理、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三民主義思想創建者。
孫中山早年曾受中國傳統教育，在香港大學醫學院第一名畢業，期間認識歐美世界較深，通曉粵語、官話、英文、日語。
孫中山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並且在學成績滿分，第一名畢業，由教務長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antlie）頒發畢業證書。當時有13位學生入學，但到畢業時僅有孫中山及江英華2位學生成績合格能夠畢業。香港西醫書院在當時尚是草創，仍未能獲得香港當局的承認，無法取得香港的行醫執照。香港西醫書院成立初期，畢業生只能以華人醫生資格在香港行醫（當時法例無規管華人醫生）；並無法取得醫生資格。香港西醫書院在當時的遠東地區仍屬比較有開拓性的醫學院，孫文畢業時，北洋大臣李鴻章有意延攬到創辦的北洋西醫書院。
孫中山曾上書李鴻章，要求滿清政府改革，然而滿清積弱不振，遂於中日甲午戰爭之時，在檀香山加入楊衢雲創辦的中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後來在東京合併改組為「中國同盟會」，擔任總理。
倫敦蒙難，使得孫中山聞名中外，多數外國人視他為中國革命領袖。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之前，孫中山在美國收到黃興匯款電報，辛亥革命主要是由「中國同盟會」中部機關部湖北負責人居正主導，由革命思想啟發之新軍團體「文學社」社長蔣翊武與同盟會會員孫葆仁組成「共進會」發動起義。武昌起義爆發後，黃興由香港北上武漢相助指揮。起義爆發隔天，孫中山在丹佛閱報得知辛亥革命消息，並未立刻歸國，而是繞路抵達歐洲，遊說英、美、法、德四國政府與四國銀行團，要求列強保持中立，終止對滿清貸款，並且支持中國革命。雖未取得列強真正支持，歸國後被多數革命者認為聲望與能力足以成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領導人，因此被選為臨時大總統。
據唐德剛表示：武昌起義成功後，當時接到電報的孫中山正在科羅拉多州典華城（丹佛）友人盧瑞連開的餐館中當「企檯」端盤子。
孫中山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滿清統治，建立中華民國」，領導國民革命，他提出《三民主義》等政治綱領，影響中國至深。他是全世界華人社會人民最敬重和尊崇之偉大革命家，中華民國尊為國父，中國國民黨尊為總理，中國共產黨尊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國外人士則經常尊稱為國父。
孫中山當初因為甲午戰爭清廷戰敗，割讓台灣，加深推翻清廷的革命決心。孫中山一生訪台四次，尋求日本臺灣總督府幫助所需的人力與金錢、軍火，但也曾被軟禁於「梅屋敷」，今日成為國父史蹟紀念館，附近的道路一併改稱「中山北路」。1924年，孫中山最後一次登台，只隨船停泊於基隆港，並未上岸。
但是，中華民國的國立國父紀念館採用「孫中山三次來臺」的說法：
第一次到臺灣：1900年，孫中山先生計劃在惠州起義，本來想從香港內渡，但不成功，於是折回日本，後轉渡臺灣，擬由臺灣設法潛渡內地，當時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十分贊同中國的革命，加上義和團事變導致八國聯軍，中國北方已經陷於無政府的狀態。於是，兒玉總督命令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與孫中山先生接洽，允諾起事之後，可以相助。孫中山先生於是一面擴充原有計畫，就地加聘軍官，一面令鄭士良即日發動，並更改原定計畫，不直逼省城，而先佔領沿海一帶，多集黨眾，等待孫中山的到來以及武器的支援，然後再行攻取省城。不料，惠州起義後不久，日本內閣改組，新任首相伊藤博文對華政策，與前任的山縣有朋內閣大為不同，禁止臺灣總督與中國革命黨接洽，又禁止武器出口及日本軍官投入革命軍，於是孫中山先生的計畫遭到失敗。孫中山先生是在1900年9月25日，化名吳仲，從日本神戶搭臺南丸來臺灣基隆，臺南丸為3,450噸的客輪。同行的有清藤幸七郎、宮崎寅藏、內田良平、平岡浩太郎、平山周、尾崎行昌等人。28日抵基隆進駐臺北，與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會晤。10月8日在臺北新起町設立革命總司令部指揮所，策劃惠州起義。新起町在割歸日本以前稱新起街，是艋舺後起的主要街道，現為西門町一部分，包含萬華區長沙街、漢中街、中華路、西門紅樓附近。惠州之役失敗，孫中山先生聞訊，於11月10日仍舊化名「吳仲」，乘橫濱丸自基隆啟航返回日本，後藤新平同行。孫中山先生在臺前後停留44天，也獲得菲律賓製中古武器一批，曾與楊心如、吳文秀等會面。該次會面，也是兒玉總督於同年出兵佔領廈門的遠因之一。
第二次到臺灣：民國2（1913）年，討袁失敗後，8月5日孫中山先生化名汪國權，與胡漢民等隨員二人，搭信濃丸秘密來臺灣基隆，由臺灣總督派員接待，住進御成町（中山北路一段至二段，中正區、大同區、中山區交接之處）梅屋敷（中正區中山北路一段46號逸仙公園）。梅屋敷是臺灣歷史悠久旅社，建於1896年，1900年由新竹州的山中移來古梅木200株栽作梅林，先為一小屋，後增建「吾妻別館」兼作料理業。孫中山先生身著黑色洋服，由日人護衛村田省藏隨行，進入梅屋敷，由主人大和宗吉、藤井悟一郎及傭人村上百惠接待孫先生用餐。餐後孫先生，揮毫「同仁」、「博愛」橫幅相贈，署名「孫文」。民國35（1946）年10月10日，因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之請，保留梅屋敷成立「國父史蹟紀念館」。民國43年11月於紀念館中設立紀念亭，先總統蔣中正先生親題碑文「匡復中華的起點，重建民國的基地」，以為中國國民黨建黨60年紀念。紀念館現由臺北市公園路燈管理處管理。孫中山先生在臺期間，曾與翁俊明晤商，但無活動。8月中旬孫中山先生仍搭信濃丸到神戶。2005年，台灣知名學者李敖曾以孫中山下榻梅屋敷的史實，質疑孫逸仙1913年的台灣之旅，有所謂嫖妓行為。該考證曾引起部分台灣榮民的嚴重抗議。一般學者則認為，該史實所稱的高砂族藝妓，應只是單純歌唱舞蹈表演的台灣原住民。
第三次到臺灣：民國7（1918）年6月，孫中山先生辭去護法軍政府大元帥後，由廣州搭船，經過汕頭，然後搭乘天草丸由臺灣轉赴日本。7日下午4時抵基隆，胡漢民、戴季陶隨行，目的是想和臺灣同胞見面發表意見，宣傳主義，以喚起民族意識，但遭臺灣總督府阻擾，臺灣官憲只派員到船中招待，下午5時即改乘信濃丸前往神戶。
1925年1月1日，孫中山抵北京後即開始病發，住進協和醫院治療，1月20日以後，病勢嚴重，不能飲食，經西醫剖腹手術診斷為肝癌末期，全肝堅硬如木，癌細胞四處蔓延，無法割除。2月18日自協和醫院出院，移居鐵獅子胡同（張自忠路）行轅（軍官辦公的官署），改以中醫治療，先後經由著名中醫陸仲安、唐堯欽、周樹芬三人共同診視，情況有所好轉。2月26日，停止服用中藥，繼續用西醫治療。在此期間，湯爾和與汪精衛對中西醫治療爆發爭論，湯爾和在《晨報》上發表〈關於孫中山病狀的疑問〉，對中醫治療加以指責。3月11日，孫中山在汪精衛執筆的《政治遺囑》和《家事遺囑》上簽字。12日上午，孫中山病逝，享壽59歲。有關孫中山的確實死因，外界普遍認為是肝癌，近年根據協和醫院存檔的病理檢查報告則認為孫中山是原發膽囊癌，癌細胞轉移到肝臟，並救治無效。孫中山彌留之際提到國事的遺言是「和平……奮鬥……救中國！」。4月2日，孫中山安厝於北京西山碧雲寺內石塔中。北伐成功後，孫中山靈柩於1929年6月1日永久遷葬於南京紫金山中山陵。
孫中山曾表示，希望過世後能像列寧一樣，遺體永遠保存，但蘇聯認為孫中山的地位並不如列寧，故不願提供遺體防腐技術，但是願意提供水晶棺。
孫中山於1925年3月12日病逝後，當時於北京中央公園社稷壇舉行公祭，豫軍總司令樊鍾秀特致送闊丈餘，高四、五尺的巨型素花橫額，大書「國父」二字，唁電輓幛，均稱「國父」，這是孫中山在公開場合被尊稱為「國父」之始。
孫中山除了本名，亦用過大量的中文、英文、日文化名與筆名，多是為了擺脫通緝或隱蔽身份而取的，部分則在於宣揚革命或是表達人生期望。1912年以後，孫中山不必再面臨滿清的追捕，所有公私檔案均以本名「孫文」署名，他本人從來不以「孫中山」自稱。在歐美，孫中山以號「逸仙」或全稱「孫逸仙」（廣州話拼音「Sun Yat-Sen」）而聞名於世。
正面評價
由於當時參與革命的主要領導人物，特別是蔣中正、汪兆銘（汪精衛）兩人，均為孫中山培育出來的領導人物。當時的國民政府以孫中山為最高的精神領袖，並認定三民主義為治國的最高指導。孫中山去世後，蔣中正領導他創建的國民革命軍北伐，在名義上完成中國的統一。1937年爆發抗日戰爭，蔣中正成為凝聚全國向心力的象徵人物之一，國民政府與將領也以「保障孫總理的革命成果」為號召，鼓動人民建設和將士作戰。因此，戰爭中後期，孫中山理所當然被推舉為中華民國國父。對於孫中山的中國歷史貢獻分析，主要是認為孫中山的確是近代倡導共和革命，成功組織成分複雜的反滿勢力，並注入西方現代政治理論與憲政思想成分的領導人。孫中山雖重視掌握領袖權力，但較具理想色彩，較能為制度建設之需要而放棄政治資源。孫中山雖倡導武力推翻滿清君主專制，武力弭平軍閥割據，但使用之手段較為溫和，善後措施較為寬容，不採徹底剷除之作法，與蔣中正或毛澤東等強調組織紀律而嚴厲懲處反對者不同。孫中山亦為中國政經現代化之重要階段性人物。孫中山較全面地整合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憲政民主、直接民權（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權力制衡。孫中山認為有必要保留中國傳統制度機構——監察權與考試權，以及他個人提出的「權能區分」、「全民政治」、「革命民權」等等的民權主義理論，形成五權憲法學說。西方重要民主思想在中國的普及，孫中山具有推動性的作用，促成創立與堅持其理念的中國國民黨與西化民主派和共產主義派對中國未來建設的深入探索。孫中山採取修正與創新主張，但堅持民主共和之憲政體制，至今仍有其價值。1925年1月31日，犬養毅時任日本遞相，在東京回憶稱：「孫實不愧為一廉潔之士，處世接物，既決無半點私心，且又常以實現其理想為懷，其為自己之主義而苦戰奮鬥，備極勞瘁者，蓋數十年。雖其所志未克盡伸，然其勇往直前之氣，固數十年如一日也。」。
負面評價
作為精神領袖，孫中山的貢獻是不可抹殺。但在辛亥革命爆發10多天前，孫中山收到黃興要求匯款電報，當時孫中山遲疑是否需要立刻回覆，後來直到辛亥革命爆發隔日在丹佛報紙曉得革命軍佔據武昌，雖然收到同志要求立刻歸國信函，當時他卻未立刻歸國，反而遠赴歐洲，以他在倫敦蒙難的國外聲望，對英美德法四國政府與銀行團要求拒絕貸款給滿清政府，並且支持中國革命，最主要是擔心列強在義和團與太平天國時，與滿清軍隊聯手攻擊革命軍導致革命失敗。近代中國教育家蔣夢麟追憶在1911年10月8日在中國同盟會北美機關報《大同日報》，孫中山在報社內告訴同志中國有一場革命要爆發。個別反傳統和民族虛無主義者如劉宗正指責孫中山有「大漢沙文主義」的思想，指出孫中山試圖宣揚漢族同化少數民族的合法性，例如：「就歷史上說，我們四萬萬漢族是從那一條路走來的呢？也是自帝國主義一條路走來的。我們的祖宗從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義第四講）、「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民族主義第一講）。「有人說，清室推翻以後，民族主義可以不要。這話實在錯了。……現在說五族共和，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化成一個中華民族。」但通觀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言論，其實更接近美國的國族主義，即美利堅國族，以漢族為主體，對內求各族平等，對外求平等，融合而成為中華民族的國族。有研究稱，二戰後，駐日美軍總部官員在東京霞關外務省絕密外交文書，發現了一封大正四年（1915年）3月14日孫中山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的密函（日文），附有「盟約案」十一條，並有「孫文」簽名。該密函記載著與日本向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極為相似的內容。「盟約案」是在當年3月出版的《民族評論》中被揭露的。當時，外界似乎已有所聞。1915年2月15日在上海發行的《正誼》雜誌刊登的來函中對「盟約案」進行指責：「然借異虐同之舉，引狼拒虎之謀，前為天良所不容，後為智計所不許。」雖經美國、日本和中國專家考證筆跡與孫中山簽名方式，主張「孫文」簽名應為他人手筆，但是真實性受到廣泛質疑，就連日本《產經新聞》連載之蔣總統秘錄，更是對此信之真實性提出四項質疑：第一：當時，孫中山先生雖然已經退位，然而畢竟是擔任過中華民國元首的人物；像這樣關係到國家興廢的「密約」，怎麼會以日本外務省的一介官吏為對象而提出？縱使孫先生是有接洽這件事的意思，則適當的交涉對象的人物，還多得很，怎麼會找上小池張造？第二：孫中山先生未曾學過日文，所以，他過去的重要文件——即使是對日本人發出的文件，也都是用中文表達。可見像這樣重大的「密信」，怎麼會特地用日文書寫？第三：這封「密信」的簽名「孫文」兩個字，應是模仿孫中山先生的筆跡，而不是他的親筆。第四：在1915年3月的時候，碰巧是日本「民族評論」雜誌揭載的十五條「密約」的同時，也是袁世凱帝制和日本二十一條要求的國難期間，孫先生怎麼會有這種拋棄三民主義、奉送利益給日本帝國主義的怪行徑？所謂的十五條「密約」據考證，「密約」所刊載時間為1915年4月，恰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時期，倘若真有此事，孫中山提出抗議，則會被日本以違反約定而受到反駁。事實上，孫中山當時提出嚴正地抗議，日本方面未能有一語反擊，且孫中山看清楚袁世凱以此為交換條件，實現其帝制野心，他怎麼會簽訂超過二十一條內容的對外約定？而且這個「密約」，既未有原件出現，又未見日本方面的協議當事者是誰，根本是無從評論。孫中山革命時期曾受日本友人資助，流亡時也曾避居日本。建立共和後企圖推動中日合作，首先提出大亞洲主義，他認為日本是亞洲最強的國家，中國為亞洲最大的國家，中日鑑於同文同種，以東方王道文化為基礎，驅除西方霸道殖民文化，但日本卻曲解為大東亞戰爭之藉口與汪精衛成立偽南京國民政府之藉口。章太炎長期理念不合而登報批評孫文：「雲南本中國之地，而欲贈送法人」，但是並無實際依據。清末的革命團體只有鬆散的組織，事實上多數革命起義並非直接由孫中山領導，部分是由黃興（黃克強）共同籌劃與統帥，當時也多將孫中山、黃克強兩人並稱「孫黃」，將兩人共尊為『開國二元勳』，並有『孫氏理想，黃氏實行』的說法。至於革命黨內，認同黃興為實際領導革命的黨人也不在少數。隨著辛亥革命後，黃興逐漸退出國民革命舞台與去世，使得黃興的貢獻長期遭到忽視，直到1990年代才重新受到兩岸三地重視。孫中山政治生涯，常因固執以致與同志反目，例如同盟會時代之章太炎、中華革命黨時之黃興，皆為孫之股肱，而後來反目成仇不相往來。此外，孫中山對革命的奉獻也許很大，但未必如官方所說遠遠超過其他革命人士的貢獻。當然，不可否認孫中山在倡導革命思想，組織、領導革命團體都是處於領導者的地位。孫中山為推翻帝制所付出的犧牲與貢獻也為多數人所認同，只是有些人認為他不應該被稱為國父。有一些研究假設孫中山對日本的態度有權宜投機的嫌疑，孫中山為換取日本支援革命，曾主張把中國東北，也就是滿族發源地滿洲，讓給日本。孫中山與陰謀侵佔中國東北的日本黑龍會關係密切，此種看法與內地十八省「驅除韃虜」後放棄滿蒙西藏的情緒相契（革命黨在長江中游等地使用之旗幟即為十八星旗），雖然此類主張在辛亥革命前後的革命組織相當普通。據日本《產經新聞》連載之蔣總統秘錄對此流言之考證結果，此話出於日本極右之軍國主義政黨黑龍會所編《東亞先覺志士傳記》，而考證此書會編撰捏造此言論主要係為了讓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合理化，孫中山在革命藍圖中，不僅東北，臺灣都列在中國的版圖；臺灣在1895年因馬關條約，被日本割據，當時已被日本繼續殖民統治了12年，孫中山連臺灣，都主張屬於中國，何況中國主權仍存在的東三省。孫中山的目的在謀求「全中國統一」，非常明確、絲毫不容混淆事實。蔣中正在「整軍與建軍」一文中追憶，表示『記得我在民國三年到東北去考察的時候，總理曾經對我說：「日本人如果不將東北和臺灣交還我們，並保證朝鮮獨立，我們國民革命運動是不能停止的。你要將這個意思告訴日本將領。」』戴季陶所著《日本論》記載，1913年孫中山與秘書兼翻譯身分隨行的戴季陶和桂太郎先後兩度有過15至16小時的會談。在會談中，桂太郎表示﹕「希望基於我們兩人的互相信賴，解決被英國所統治的印度問題，要是能達到這個目的，則日本不愁沒有『移民』和『貿易』地區。也就決不會作出侵略中國的拙劣政策。至於大陸的發展，應該由中國負責。中日兩國如果和好，東半球的和平便可以保持」，但在日本外務省記錄中，雖留有關於孫中山與桂太郎會面的一項記載，但其資料則完全被燒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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