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思維（Populism）造就台灣的流浪境遇
社論－2014年05月23日1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日前舉行記者會，引用教育部的統計數字，指陳為提早因應少子化導致生源劇減，許多私校以超額及授課時數未達鐘點為由資遣教師。從2009到2013年短短4年內，私立大專院校教師員額就減少了1015人，不僅讓擁有博士以上高學歷者想在大學任教一職難求，更出現強制資遣超額教師的裁員潮。
這股在私立大專院校引爆的裁員潮，其實只是當前國內高等教育諸多問題的一個環節而已。
當前高等教育的其他怪現象，至少還包括：培育過多的博士生，造成博士滿街跑。不是任教機會一職難求，就是只能擔任形同廉價勞工的兼任教職，流浪全台各校兼課，實質所得每月還不到4萬。但另方面各私立學校卻又充斥由官員、公務員及公立大學退休轉任的所謂「雙薪教授」，也就是一邊領公教人員月退俸，另方面卻又可以在私校擔任專職教授，順便當起學校的「門神」。粗估這類「雙薪教授」，人數約在2,000人，自然也使年輕博士的任教機會雪上加霜。
不只如此，即使能夠在私校任教，想要保住教職，面對少子化的衝擊，他們往往還要兼負招生之責，其招生績效甚至占教師考績的5成。而既然招生不易、生源可貴，教師如果想要嚴管勤教，刷掉學習成績未達標的學生，後果可能是自己先「被資遣」。如此環環相扣，也就難怪當前的我國高等教育，業已陷入學生入學容易，卻素質變差，學歷浮濫貶值，高學歷反而形成高失業率，進而引發年輕世代的失望與不滿情緒，以至惡化為世代矛盾的惡性循環深淵中。
檢視今天台灣高等教育所面臨的這諸多問題，少子化的來臨其實只是讓問題加劇而已，真正關鍵而又諷刺味十足的因素，其實正是來自於摸索推動了20年的所謂「教改」。回顧當初李遠哲倡議教改時，只著眼於廢除聯考制度，以及放開進入大學的窄門。但實際推動起來，卻出現災難性的後果。
包括政府與民間，打著「教改」的旗號，競相增設公立大學，以及讓技職學校升格為科技大學。在這種「民粹式教改」的風潮下，台灣的大專院校快速暴衝超過160所，入學門檻低到8分即可入學，卻還招不到足額學生。這就是「民粹式教改」所留下來的成績單，或更準確說留下的爛攤子。
談到民粹式的思維和決策模式，教改其實只能算是其中的一個環節。因為製造過多的教師或博士，使得社會上充斥著流浪教師與流浪博士。而另一個新的流浪族群，也已隱然成形。近年來同樣在民粹思維導引下，考試院放寬高考律師考試的門檻，從早年律師高考每年只錄取個位數，漸次膨脹到數十人，上百人，而這些年則每年能通過高考律師資格考試的竟然多達千人。其結果，就如同博士滿街走，一職難求又薪酬偏低；目前這些新考上的準律師們，往往苦於找不到實習機會而無法取得考試院核發的律師證書。而即使最後獲頒律師證書，卻又要面臨工作難求的困境，不是要委屈自己擔任法務助理，就是只能淪為流浪律師，其懷才不遇的憤懣之情迨可想見。
政府花這麼大的心力與經費，廣設大學，讓大學生滿街走，讓律師不再是稀有物種。但是滿街的流浪老師、流浪博士、流浪律師，他們的失望與不滿情緒完全可以理解。歸納起來可以說政府花錢花力氣培養了一大堆高學歷人才，但卻沒有足夠、相當的職缺來安頓，到頭來等於是製造了一大批對現實社會失望、不滿的高等知識份子，自然也就成為晚近社會動盪不安的火種了！
民粹式的思維與決策，不只在人才培育上出現重大問題。擴而言之，散處全台各地文化館舍往往被諷稱為「蚊子館」。交通部最近指出有6處國內機場使用效率不足，自然也應算是「蚊子機場」。
這些「蚊子家族」無一不是在民粹思維的驅動下，行政決策部門回應在先，立法部門則加碼在後，因而投入的預算資源固然難以計數，但結果卻是留下處處爛攤子，以及在社會上出現大量的不滿人士，外加政府財政困窘，國庫債台高築。歸根究底，台灣如果未能跳脫民粹思維與民粹決策，不只各行各業都要被迫流浪，恐怕台灣的處境也將是在國際間流浪而不知所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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